井田制还保证了毗邻的各家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差别不大。

其他企业可以按照一般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来建设，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来建设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，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、 制度、文化建设是一个道理。[3](P494-495) 再次，股份制具有使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职能。

能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，一定能够越过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这道坎。有的观点认为，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的性质，论证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的决定性意义，但对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固守传统观点，提不出有效的方案，这是走封闭僵化老路的思路。以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，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是通过对各个方面、各条战线、各个领域、各个部门的具体领导来实现的，没有党对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，党的领导就会变得抽象而落空。[1]十九大报告指出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 义股份制度时指出：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 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，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。

要明确党组织在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，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、制度化、具体化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发展，品牌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，一个品牌的创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，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、上百年都不奇怪，但一个品牌的垮台也许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许是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。宗教与国家在本体论上的一致性，在这里具体落实为在宗教和国家中，存在着同一个自由概念(75)。

对国家来说，这种个体的主观认识和认可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。⑨参见孙向晨：《〈利维坦〉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》，《复旦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2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格尔反对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工具这样的观点，因为这种观点看不到国家在精神层面的深远意义，看不到国家是人们自我认同的组织结构。④在9?11之后的后世俗化社会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又被重新重视起来，其中包括重新理解黑格尔的相关论述，参见Angelica Nuzzo ed.《黑格尔论宗教与政治》，SUNY Press,2013; Thomas A.Lews：《黑格尔中的宗教、现代性与政治》，Oxford University Press，2011等。

五、现代国家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 即便在本体论上国家与宗教有精神上的联系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宗教介入政治常常是危险的。并且从教会和思想各自的自由和合理性来说，这是它们所能遭遇到的最幸运的事。

第三，国家对教会和教义都采取宽容政策。尽管在本体论上，黑格尔深刻地认识到，国家与宗教之间有着内在联系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国家与宗教却有着某种尖锐对立。宗教以一种情感形式来表达，而国家是客观精神，是理性的直接实现。在宗教教义上，黑格尔同样主张国家不干预的政策，因为教义本身则在良心中具有它的领域，它属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自由的权利范围，即内心生活的范围，这样一个范围本身不构成国家的领域(65)。

同样个体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，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，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，获得了自己的实质性自由(substantial freedom)。我有了这种意识就自由了。(72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270节附释，第273页。第五，尽管国家有精神上的要求，教会有现实上的要求，但它们之间却在这些方面不能相互利用，如果国家要按宗教式样提出要求，它就会危害内心生活的权利。

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关系。(52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270节附释，第272页。

第一，教会在财产与人员的层面上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。(78)所以黑格尔所讲的宗教是一种未被败坏的基督教理想。

而我有了这种信任，有了这种意识，也就在国家中是自由的了。黑格尔别出心裁地把这一层面称为政治情绪(political disposition)。在黑格尔看来，无论是哲学，还是宗教，还是现代国家，在抽象的思辨层面上都面临着共同矛盾：在哲学上是个体与普遍，在宗教上是个体与上帝，在国家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。由此，它会排斥国家的一切具体制度和设施，破坏法律秩序，排斥社会的一切，包括财产、婚姻、市民社会中的关系以及劳动等社会生活。(75)黑格尔：《宗教哲学讲演录》第1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74页。德国学者韦尔默(Albrecht Wellmer)特别推崇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伦理生活的重视，民主不只是一种原则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以及个体对这种方式的认同。

(78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270节补充，第281页。因此，宗教在构成政治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在《历史哲学》中，黑格尔把日耳曼世界定位为现代世界，因为马丁?路德开创了新教原则，这也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：人在其本性上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。单就其篇幅长度而言，这个附释在《法哲学原理》中是最长的，甚至远超出正文关于政治情绪的讨论。

(76)因此，在现代国家中，基督教新教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基于这样的判断，黑格尔从三方面论述了在现实层面上，宗教介入政治为什么会造成伤害。

国家与教会的统一成了人们的某种理想，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就表达了这种想法。而在单纯理性条件下，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就可能存在着被迫自由这样的悖谬，而在政治情绪条件下，国家就能消除它作为他物的特性。(77) 所以，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契合于现代社会。依其上下文，Political disposition表达了一种对于国家的信任与认同。

(22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267节，第266页。黑格尔正是借助于政治情绪这个秘密路径，才使现代国家普遍的实体性与主观性的个体性得以统一。

在黑格尔看来，契约论本质上是关于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法，国家作为伦理生活的最高阶段，是人伦理自由的实现。这样一来，尽管国家对宗教采取宽容与尊敬的态度，但国家自己却已经放弃了真正的伦理性东西。

政治情绪在这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教会的教义不仅是良心内部的事，作为教义它倒是一种外部表达，同时是一种内容的表达，而这种内容是跟伦理原则和国家法律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甚或直接牵涉到它们的。

尤其是他强化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精神联系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理解黑格尔理论的要津所在。(74)黑格尔：《精神哲学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52节说明，第370页。在他看来，考察国家有两种可能的观点：或者从实体性出发，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，即以个体性为基础逐渐提高。(14)托克维尔：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上卷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339页。

(17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商务版，第279节补充，第300页。(43)这也是我们后面特别要展开的内容。

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，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在政治领域出现的各种挑战。在黑格尔看来，这其实只是以宗教的名义，听任自己的任性和激情，从而逃避国家法律的规范。

(38)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第270节附释，第270-271页。《利维坦》初版的封面最好地阐释了霍布斯的立场，主权者同时手握着象征权力的利剑和象征教会的牧杖。